重估價值:反思被遺忘的20世紀:表達自己被遺忘的句子

發布時間:2019-10-21 01:11:00 來源: 法律文書 點擊:

  我們失去的世界   本書的各篇文章寫于1994至2006的12年間。它們涵蓋的題材范圍非常之廣——從法國馬克思主義者到美國外交政策,從全球化的經濟到對罪惡的記憶——其地緣范圍從比利時到以色列。但這些文章主要關心兩個方面。其一是思想觀念的作用和知識分子的責任:本書收集的最早的一篇論文討論阿爾貝·加繆,最近的一篇討論萊澤克·科瓦考夫斯基。其二是在一個遺忘的時代里晚近歷史發生的地點:在理解中體驗那個剛剛結束的動蕩的世紀,以及從中獲得經驗教訓的難度。
  這些主題當然是緊密地相互關聯的。它們同寫作這些文章的時刻也密不可分。在今后幾十年里,我想,我們在回顧中應該將“1989-1991年東歐共產主義的消失”和“災難性的美國占領伊拉克”之間的半個世代看作是被破壞成性的人吞噬的歲月:大西洋兩岸在15年時間里政治上無能,浪費了機會。我們帶著太多的信心、太少的反思,將20世紀留在身后,大膽地跨入新世紀,在自說自話的、半真半假的事實面前止步:西方的勝利,歷史的終結,單極的美國契機,不可避免地邁向全球化和自由市場。
  我們在西方帶著摩尼教徒般的熱誠,只要一有機會就急匆匆地丟棄20世紀的經濟、智力、制度的包袱,而且鼓勵別人效仿。相信“那個”屬于過去,“這個”屬于現在,相信我們從過去所學到的一切就是不要再重復它,更加不會信奉冷戰時代共產主義的過時制度及其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外表。我們不僅不太懂得過去——這一點很不明顯,而且在我們的經濟計算、政治實踐、國際戰略,甚至在教育的有限選擇方面,固執地堅持認為“過去沒有什么有意思的東西能教給我們”。我們堅持認為,我們的世界是一個新的世界;它的風險和機會都是前所未有的。
  相比之下,如今我們相當輕松地面對上一個世紀。可以肯定,我們在一切地方記住了它:博物館,圣殿,碑文,“歷史遺跡”,還有歷史主題廣場,都在公開地提醒著“過去”。但是我們選擇紀念的是20世紀的一種引人注目的特別性質。官方對20世紀的絕大多數記憶,要么是公開的“輝煌懷舊”(頌揚名人,慶賀著名的勝利),要么根據時機,逐步地、有選擇地認可和回憶苦難。后者典型地是某一類政治教訓:一些已經做過但永遠不該忘記的事情,一些已經犯過的但絕不可重犯的錯誤。
  20世紀就這樣變成了一座道德記憶的宮殿:一些起教育作用的歷史性恐怖事件陳列室,它們的標牌是“慕尼黑”或者“珍珠港”,“奧斯維辛”或者“古拉格”,“亞美尼亞”或者“波斯尼亞”或者“盧旺達”,以“9·11”事件作為多余的尾聲,這對于想忘記一個世紀的教訓或者從未正確地吸取教訓的人來說,是一份血腥的續篇。這種對上一個世紀作為一個獨特的恐怖時代的深刻表現(謝天謝地,我們現在走出了那個時代),它的問題不在于描述——20世紀在許多方面“曾經是”一個真正可怕的時代,是歷史上一個野蠻的、普遍遭難的、或許也是前所未有的時代。這個問題是一種啟示:“那一切”現在全都遠離了我們,它的含義很明確,而我們現在可以(不受過去所犯錯誤的妨礙)邁進一個不一樣的、更好的時代了。
  但是這種官方的紀念,無論它的動機多么善意,都不能強化我們對過去的評價和意識。它是用來作為一種替代的。我們不是將晚近的歷史教給孩子們,而是帶他們去博物館和紀念館走馬觀花。更糟糕的是,我們鼓勵公民們和學生們通過一種具體的方向,用他們自己(或他們的祖先)的苦難來觀看歷史及其教訓。今天,對晚近歷史的“共同”解說就這樣包含了各自歷史的多方面碎片,其中每一種(猶太人的、波蘭人的、塞爾維亞人的、美國人的、德國人的、亞裔美國人的、巴勒斯坦人的、愛爾蘭人的、同性戀者的……)都舉出與眾不同的特色,用武斷的口氣標明自己如何受難。
  由此導致的一種拼鑲畫面無法使我們擁有一種共同的歷史,它將我們隔離了。原先那種在學校里教的民族主義敘事無論有什么缺點,無論如何選擇自己的重點,也無論它們的啟示作用多么像無情的實用工具,它們至少有一種優點,即為了今天的經驗而將歷史作為參考材料提供給一個民族。世世代代教給中小學生和大學生的傳統歷史,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今天的名稱、地方、銘文、理念、典故,可以納入一種記憶中對過去歷史的敘述。但是在當今時代,這種過程顛倒了過來。現在,對于過去的歷史根本沒有按照它本身的樣子來一致地敘述。它的含義只服務于我們當前關注的而且往往是相互對立的許多方面。
  在過去30年里的一切轉型中,“知識分子”的消失或許是最有象征性的。20世紀是知識分子的世紀:這個術語的最初(負面)使用是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從一開始起,它描述的是知識界、文學界、藝術界的男人和女人,他們爭論問題,影響公共輿論和政策。根據定義,知識分子要承擔義務——“介入”:通常是一種理想,一種信條,一種計劃。最初的“知識分子們”是作家們,他們為艾爾弗雷德·德雷富斯上尉辯護,駁斥對他的叛國罪指控,代表他提出了首要的普世概念:“真理”,“正義”,“權利”。他們的對手“反德雷富斯派”(也是知識分子,但是他們憎惡這個名稱)提出了自己的概念,盡管在普世性質上略遜一籌:“榮譽”,“民族”,“祖國”,“法蘭西”。
  只要關于公共政策的辯論都以這類總括性的通則為框架,無論是倫理的還是政治的,知識分子們就會塑造——在有些國家里則是主宰——公共話語。某些國家壓制公開的反對和批評,那里的知識分子就應該在事實上扮演公眾利益和人民的代言人角色,反對當局和國家。在開放的社會里,20世紀的知識分子獲得了一定的公共地位,他們不僅從言論自由的權利中獲益,而且從人們普遍都有文化的發達社會中獲益,因為知識分子在那里有聽眾。
  回憶往事,要拋棄20世紀里“介入”的知識分子是很容易的。知識分子很容易沉溺于自我吹捧,心滿意足地對著由思想相同的聽眾構成的鏡子而梳妝打扮。當政治介入使人走極端的時候,由于知識分子們在那么多的例子中都是政治上“介入”的,由于他們的介入典型地采用書寫文字的形式,所以許多知識分子留下了觀點和隸屬關系的記錄,尚未磨滅。有些人充當權力的代言人,或者充當全體選民的代言人,他們根據具體情況和利益來調整自己的信念和觀點:愛德華·薩義德曾經說的“人們自身善于阿諛奉承的靈活性”確實“使知識分子的歷史大大減色”。
  再者,正如雷蒙·阿隆曾經恰當地評論他的法國同時代人時說的,知識分子們似乎過于頻繁地表明“不”知道他們在談論什么,尤其是在經濟學或軍事等技術領域。而關于他們所說的“責任”,一批面目迥異的著名知識分子,無論左派還是右派,都極其不負責任地、漠然地傾向于鼓勵在同自己相隔遙遠的安全距離之外的地方動用暴力。加繆寫道:“錯誤的觀念最終造成流血,但在每一種情況下,流的都是別人的血。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的某些思想家會對一切事情都隨心所欲地說三道四。”
  這些都是事實。然而,知識分子們——自由思想的或政治上有瓜葛的,派遣的或介入的——也都是20世紀的一種規定性的榮耀。這個時代最有意思的政治作者、社會評論家、公共道德家只消開列一張名單,從埃米爾·左拉到瓦茨拉夫·哈維爾,從卡爾·克勞斯到瑪格麗特·布伯-紐曼,從愛爾伐·米爾德爾到錫尼·胡克都可以寫進這篇引論和其他章節。我們完全忘記的不僅是“這些人是誰”,而且還有“他們的聽眾有多少”和“他們的影響有多廣”。就我們對知識分子的共同記憶而言,往往只限于固定的、狹窄的一群西方左傾“進步人士”,他們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一直主宰著自己的舞臺:讓保羅·薩特,米歇爾·福柯,君特·格拉斯,蘇珊·桑塔格。
  如今我們帶著先入之見來回顧20世紀,將它看作一個政治極端、悲劇性錯誤、方向選擇錯誤的時代,一個謬誤的時代,謝天謝地,我們現在從那里走了出來。但是我們現在就不會陷入謬誤了嗎?我們改為膜拜私有部門和市場,不就是簡單地逆轉上一代人對“公有制”和“國家”或“計劃”的信念嗎?說到底,主張一切事務和政策(無論是私人的還是公共的)都必須轉向全球化經濟,轉向它那無法避免的法則,以及它那貪得無厭的需求,這比其他任何事物更具有意識形態性質。的確,這種對經濟必然性及其鐵的法則的崇拜,也正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核心的前提。在從20世紀過渡到21世紀的時候,我們不正是像拋棄19世紀的信念體系而用另一種信念體系來取代它的時候一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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